大禹雕像
山东地区是古东夷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之所以能够较早地迈进文明的门槛与一场大水的治理密不可分，这就是大禹治水。
揭开大禹治水的历史迷雾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文字理解以及史观等方面的影响，社会上普遍认为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对大禹治水及其对水利事业贡献的研究。 之所以把大禹治水当成传说，这是因为这场洪水发生在多年前，由于历史悠久，当时无文字记载，仅靠口耳相传，大禹治水便成为了传说；由于生产力落后，古人把这种传说加以神话，使得大禹治水变得虚无缥缈；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流行疑古学说，更增加了大禹治水的虚幻性。时至今日，可以说出土的大量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秦汉时代的简帛文字以及考古文物、考古遗址等证实了大禹治水是历史的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神话。 大禹治水有完整的史料记载。最完整的记录是《史记·夏本纪》，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根据当时出土不多的甲骨文资料，证明了卜辞所记殷商先公先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商先公先王世系是基本一致的，证实《史记》记载的真实性，这不仅把我国的信史时代推到了商代，而且也间接证明了《史记·夏本纪》的真实可靠性。 “夏商周断代工程”等证实了大禹治水是存在的。年11月，我国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古文献学、天文学、考古学及甲骨文等，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排出了夏代君王世系，大禹列为夏代第一位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出土文物“遂公盨”的铭文明确记载大禹治水的事迹。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收购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礼器，其铭文的前半部分重点记叙了大禹治水。经考证，遂公盨是西周时期山东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铸造的青铜礼器，记载有大禹治水的有关事迹。全文如下：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用阙绍好，益于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氓。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侮。 铭文开篇讲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记述了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因地设贡、祭祀祖先等事迹。遂公盨的出现，将有关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一下提前了六七百年，充分证明年前社会上就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而夏为“三代”之首的观念，在西周时就已深入人心。
大洪水的成因及其特点
据文献记载，约在年前，华夏大地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洪水灾难，“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中国最早古书《尚书·尧典》如是说。这次洪水巨大，可称之为世纪洪水或大洪水。对于这次洪水产生的原因，古人是从神话传说的角度解释，现代人则从天文学、地质学、气候环境学等角度进行了考察。 中国神话传说和部分文献认为，这场洪水源于共工氏。《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现代人则给出了科学的解释。著名学者竺可桢认为，中国在年前的仰韶时代到年前的殷商时代，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温暖、潮湿的气候是造成黄河流域雨水偏多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尧舜禹时期大体处于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的“大理冰期”或“末次冰期”，由于气温升高引发了全球性的洪水。有的学者认为尧舜禹时代的洪水是由于九星地心会聚引发的自然灾害，导致黄河改道而形成的。也有学者认为，上古洪水源于农业对生态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造成的。 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来看，尧舜禹时代的这场洪水不是一般的河道决口事件，而是世纪洪水，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洪水时间长。从尧时代，洪水就开始泛滥，即使按鲧治水9年，大禹治水13年，也有22年，史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其次，洪水量级非常大。《淮南子·览冥训》：“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水浩洋而不息。”再次，这场洪水是倒流。《孟子·告子下》：“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最后，这次洪水破坏性大，影响深远。中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的创世传说中，都充满了洪水毁灭的内容。纳西族的《创世纪》、土家族《摆手歌》、仫佬族《洪水滔天》、彝族《洪水纪略》中都有惊人的相似的洪水灭绝了人类和世间万物的内容。
大禹的治水实践活动
先秦文献如《尚书》《孟子》《韩非子》等均零星记载了大禹的身世。司马迁关于大禹的记述，是总结前人的成果而形成的：“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按照《史记·夏本纪》裴骃的《集解》引《谥法》的注释：禹，就是受禅成功的意思，既然文命受虞舜禅让为帝，当然曰禹。称其为夏禹，是因为禹曾被封在“夏”地。 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如秦公簋铭文、叔夷钟铭文都有记载。在《诗经》《尚书》《左传》《孟子》《墨子》《荀子》《楚辞》《管子》《国语》等书中均有记载。上述各书中，对此记载比较详细的有《孟子》《尚书》和《墨子》。 大禹治水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 凿山导水，即“凿龙门，辟伊阙”，“疏川理水”。路线大抵如《禹贡》所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漳水），至于大陆。” “北播九河”入于海，即疏导黄河下游多条支流入海。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陆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播为九”，“九”非实数，为众多之意，即使洪水通过众多河道入海。《尔雅·释水》列“九河”，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等，徒骇、马颊、鬲津都在山东境内。大禹疏通的四渎——江、河、淮、济，其中河（黄河）、淮（河）和济（水），也大多与山东有关。 “尽力于沟洫”，即大搞水利基本建设，排除涝水，开辟出沃野良田。《尚书·禹贡》言，济水与黄河之间的兖州，因为澭水与沮水汇合后流入雷夏泽，百姓回到平地上居住，可以种树养蚕。大海与泰山之间的青州，疏通了潍水和淄水，地为肥沃白壤，莱夷一带可以放牧，进贡海盐、细葛布和海产品。大海、泰山及淮河之间的徐州，河水归于大野泽后，东原（东平）可以耕种，经过治理后，“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淮河和沂水流过的地方，蒙山和羽山之间，这片淤积大水的地方，经过治理，开辟出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青、兖、徐、扬、梁、豫、冀、荆、雍等九州，不少在山东地区或与山东接壤。 山东的大禹治水遗迹尚多。有以禹命名的县级禹城市。位于禹城徒骇河畔的具丘山，据旧志记载，是大禹率众在具氏部落观察水势、定河流向的高台，后称其为“具丘山”，建有禹王亭。上世纪70年代，考古专家在此发现了大量的“灰土层”及“单孔石铲”等器物，考证属“龙山文化遗存”，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仿。同时期，在宁阳县境内出土了西周中期记有大禹治水的遂公盨铭文。全省还有大量的以禹命名的村庄。如潍坊市潍城区斟灌村，是大禹治水时的“观海台”。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禹屋村，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地设立指挥所，现场督工，此村被称为“禹屋”，沿袭至今。 大禹治水并非仅指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全社会参与。治水英雄辈出，除大禹外，还有皋陶、伯益、契等人，相传他们都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均是治水主要成员。鼎力协助大禹治水的重要人物伯益，其势力范围位于山东日照地区，是五帝中颛顼的后代，嬴姓的始祖。在追随大禹治水的同时，他根据当地地势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从文字记载来看，凿井技术是伯益发明的。
大禹治水对水利事业的影响
大禹治水促进了水利科学的发展。治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艰巨的治水任务，需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支撑。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有大量的科技发明。《史记·夏本纪》说禹“身为度，称以出”，大禹以自己的身体为长度，制造出了统一的测量工具——尺。大禹在查勘河流时，“左规矩，右准绳”——用规画圆，用矩作方，用准定平，用绳量长短。还“行（随）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沿着山岭砍削树木，以树为标，把测量数据记录下来，从而确定山川的高下及走势。 大禹治水正确处理“堵”与“疏”这对矛盾的关系，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这是水利重大决策中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古老的例证，以后有西汉贾让从黄河治理历史演变中得出的结论，即“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开启了中国科学治水的萌芽。 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水治土活动。通过治理，华夏大地上的众多河流基本各就其位，黄河也奠定了最初的河道，基本奠定了数千年来中国河道格局；同时，这又是一次大规模的国土勘探行为，为以后的“任土作贡”奠定了基础。通过对黄河（山东段）、汶河、泗河、沂河、沭河、淄河、淮河等河的治理，为山东的治水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禹治水加速了部族融合，促进了国家形成，有利于山东地区的团结协作。通过民主治水，把零散的部落联合起来，结成治水同盟，促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通过治水，把泰沂山脉周围的“夷”族部落组成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加强了山东地区各部落的团结与融合，促进了区域一体化，成为“山东”的最初雏形。(朱汉明 徐廷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