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同，今年83岁，威海籍，青岛长大、求学，在禹城工作生活过20多年。大学毕业后的年轻“小蒋”，分配工作来到禹城，从此就“扎根”这片热土，在这里追寻梦想、打拼事业，把人生最美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蒋老先生虽已耄耋之年，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第二故乡——禹城，怀着激动的心情，为我们打开了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往事。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
我和禹城招待所的故事之一
第一次住招待所
作者：蒋同
我是年的8月中旬，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德州地区。
和我同时分去的还有我班的王同学，他比我大两岁，我那时还不满22周岁，是我班80位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王同学家也是青岛的，但他是位腿脚有残疾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照顾我们去德州，因为这里靠铁路线，回青岛方便。
其他绝大多数同学都分到西北、东北地区，就是有留在山东的十几位同学，除我俩人外，也都去了鲁西南和临沂地区。因为“一小一残”，系里不放心，让班里党支书和团支书把我俩送到火车上，并陪送我们到晏城站才下车，还再三叮嘱我俩看好行李、别坐过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禹城火车站站台
到了德州己是傍晚时分，我俩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去行署人事部门报到。
这年夏天德州地区大涝，机关干部只留一个留守人员，其他人都下乡救灾，我们只好又等了三天才见到主管领导。他对我们说，今年德州不留毕业生，你们要去县里，考虑你们家是青岛的，决定分到铁路线上的两个县：一是平原县，车站离城里近。再一个是禹城县，车站距城里五里多地，你俩考虑谁去哪里？
我说，王同学腿脚不好，我去禹城吧。就这样，第二天上午我到了禹城。
出了火车站，大水还没完全退去，水淹到脚踝。是大纸坊一个独臂中年人蹬着三轮车把我送到当时的城里北街北端的县人委（当时政府称为人委）。人事科一位姓贾的女同志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去招待所住宿并告诉我，你要等领导下乡抗灾回来再定分配单位。就这样我就住进了禹城县招待所。
当年的招待所是在城里西街中端，东边是法院，再医院。招待所在路北，和它对门路南是兵役局（现称武装部）。招待所正门西侧有个便门，拉水、清厕所的车从此进出。再往西是公安局，公安局门西是看守所。
招待所正门三层石头台阶，拾级而上是两扇黑漆斑剥的门，门的两侧有两个石当(石圆墩)，我这个学历史的人知道这里原先肯定是大户人家，‘‘门当户对"嘛。
门洞有一间屋大小，三层院落。第一层院东侧是两间南屋，没有隔壁，东西两端是一尺高的木板地铺，上面铺了一张秫秸编的席子，一共能躺下十个人。
在第一层院有个通第二层院的门洞，门洞东侧有个朝南开的售饭窗口，所有餐厅客人打了饭回自已屋吃。有贵重的客人有服务员送饭。
我住进去时那里己经住下三位待分配的学生，他们都是山东师范学院（现山师大）的大专生，一个学西洋油画的，另两位是是学理科的。以后几天又陆陆续续地来了四位分别是农校、医校毕业生。待了没几天，这四位中专生都分到各公社里去了。又过了三四天，山师的三位也上岗了，一位去了文化馆，另两位去了交通科和财政科，唯独我还在等待。
人多了住在一起很热闹，年轻精力旺盛，当年县城自己发电，晚上十点停电，院里街上又没路灯，漆黑的夜晚，拉呱是最好的消遣。整个县城都在无光亮的夜晚慢慢睡去。哪像现在有饭店有娱乐场所。人们在疲劳和饥饿中进入梦乡，去寻找宣传中的“牛奶和面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农谚道：“旱瓜涝栆”。这年大涝，枣子丰收。菱枣、冬枣、红枣、奶栆等等集市上卖得很便宜。我们这些小伙子饭量大，定量吃不饱，逢集买了一大包，既当零食吃又充饥。这样弄的宿舍地上都是枣核还有碎纸屑，扫帚就在门后，谁也不打扫。
当时招待所有位拉水的工人，瘦高个，一只眼，没事可做了，便到我们房间，一看地上一片狠藉，便瞪起那只大眼训斥我们，几乎天天如此。训斥中还带脏话。有一天晚上大伙躺在床上你一言我一语提起如何报复一下这个人，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八个人把他围在中间，只要他骂脏话，他身后的人就揍他一拳，前面的人抓住他胳膊和他评理。这家伙遭遇一次围攻果然以后不再到我们屋里去了。
招待所有位服务员是位年轻姑娘，对我们很友好，常与我们聊天，时间长了，知道她叫赵x英，以后她当了会计。年我回禹城在九一社区遇见过她，一见面彼此认出了对方，十分惊喜。
大家都分配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住，心里失落落的。于是天天往人事科跑。终于有一天见到了人事科的李科长，这人特热情，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道歉说，下乡刚回机关，你住招待所恐怕这些天生活费快花光了。说完他让办事人员给我十元钱，并通知我去法院报到，他说他己向法院打招呼了。
我听了一惊，原以为我会去教书，怎么上法院了呢？从人事科出来，我立马拿着人事科的介绍信到法院报上到，把行李也搬到法院后院一间空房里。前后算起来在招待所住了十九天。身上的生活费真的快花光了，多亏人事科给我那十元钱，不然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
报上到后，第二天便匆匆回青岛给爹妈报信。爹妈听说我到法院上班，都吃惊。妈说，干法院得罪人，爹说，干法院与我学的专业不对口。
在那个年代，提倡愿作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按。像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没有作砖的资格。只能是革命一摊泥，抹到哪里算哪里吧。我被抹到法院的墙上了。
我为什么会被分配到法院呢？一年之后的年的夏天，当时县里分管公检法的政法部长范向良同志住在法院后院，一天晚上都在院里乘凉，范部长说：“小蒋，法院的业务都熟悉了吗？”
我说：“还不很熟悉。有信心学会。”
他说：“当初我下乡临走前嘱咐过人事科，今年分来大学生有本科的，只要出身成分好地留在政法口。我下乡回来，人事科说分来一个山大的学生，工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很好，叔父是高干，哥嫂姐夫都是党员。可惜本人连个团员都不是。毕业鉴定上说，学习成绩优秀，团结同学，热爱集体……今后应积极靠拢党团组织。”
范接着说：“你这孩子怎么连个团都没入上？”
我说：“光学习了，没想这事。”
范又说：“我对人事科说让他去法院，那里缺笔杆子。团员的事好办，让他工作一两个月解决团籍。”
哦，我这才知道我为什么到法院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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