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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挚友大哥邵清臣
作者：蒋同（83岁）
一、初识邵兄
我是年大学毕业来到禹城法院工作的。
年，我在刑庭任助理审判员，不满23岁。因为到德州中院汇报案子，认识了当时在德州中院当法警的邵清臣。初次见面，他对我们这些“家乡来的人”十分热情，老乡见老乡嘛。晚上他就到我们住的地方闲聊，我觉得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挺不错的。
邵清臣在部队时的留影
就在这年，县里精减机关人员，原来的法警调到商业部门。法院不能没法警，可能清臣兄就在这个机会，调回老家，在禹城法院当了法警。
邵兄来法院头三脚踢得很漂亮。
当时法院在城里（城里，禹城人对老县城的俗称，后又称老城，即现在的大禹社区）西街老城隍庙。吃甜水要到西南街拉水，来回四里地，两个大水缸要来回拉三趟。大伙都懒得干这活儿，只得排班：这次是民庭的人拉水，下次是刑庭的人，再下次是办公室人。有时因为轮班的人出发，没人拉，水缸就空了。那年头哪有卖水的，即便是有卖的，办公用费也不够呀。
清臣兄属刑庭的人。他来了后，事好办了。他与看守所拉上关系，并且与西街生产队挂上钩，用他们的毛驴拉水，省了人力，一个人就把事办了。从此，法院的吃水就由邵法警包下了，大伙自然是高兴了。
这是第一件事。
法院分前后两个院，前院办公，后院是院长们和秘书住房，邵兄每天一大早就把两个院扫得干干净净。
这是第二件事。
每天早晨，邵兄把烧煤坯的炉子捅得旺旺的，把办公室的暖壶灌满，有时还给开庭的人沏上茶。
这是第三件事。
总之，大伙都觉得他勤快、实在，脾气儿又好。同事们张口闭口的叫他小邵，小邵小邵地喊得挺热乎。
二、小邵哥
小邵哥和我都是刑庭的人，接触的机会多。我记忆中他好像比我大四丶五岁。
那时的干部都在单位有个铺位或单间宿舍，家近的也不例外。
小邵是车站（车站，禹城人对新县城的俗称）附近大纸坊村人，距城里四华里，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家。小邵晚上就住机关，四、五天才回一趟家。他回家时，经常邀我，到他家做客。
他家院子不大，三间北房，两间西屋。邵大娘住北屋。
邵大娘，一位六十多岁、身形瘦小的老太太，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几个哥们到他家，小邵从不在他住的西屋摆酒桌，都是在北屋老人那里放上地桌，三四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桌而坐。邵大娘就坐在东侧炕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帮小青年有说有笑，胡吹海谤。每次喝到晚上十点才醉乎乎的散场。这时，邵哥的媳妇儿、俺那杨玉英嫂子，早在西屋睡了，第二天她要到小学上课呀。
我记得邵兄对我讲过，他父亲早年去世，那时他还不记事。他有个大姐，嫁到不远的寺后李村，姐夫在农业局工作，据邵兄说，姐夫的父亲，是三十年代的老党员，在东北牺牲了。邵哥的大姐我见过，高挑个头，清瘦样子。有没有二姐我记不清了。邵兄是邵家独苗。玉英嫂子是聊城人，有个哥哥在聊城法院工作。
该说说“小邵”了。当年邵兄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不胖不瘦，不大不小的眼晴，烟酒嗓音。据他对我讲，他当年是当的公安部队的兵，开始是在聊城。他说那时是在监狱看犯人，挺辛苦的，晚上站岗，身上披着被子，脚冻得像貓咬的似的，光盼着换岗回宿舍钻被窝。
邵哥这人，口快心直，没有弯弯绕，有么说么。实在看不下去的事，他敢跟人家大吵一架，明明与他无关，他偏要说道说道，有正义感。尤其看不惯那种耍心眼儿、装腔作势的人，和“阴二巴鸡”的人。
那时，法院有个书记员，浅麻脸，成天阴沉个脸，专干眼前活儿，心计很深。在我记忆中，邵哥近十年没和他说过几句话，背后守着我称他是小“三麻子”，这个三字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反正邵哥说的我全支持。
我原名叫蒋继囯，这是我老革命的叔叔起的名。60年代有个电影叫《扑不灭的烈火》，说的是哥仨，老大当八路，老二当汉奸，老三当武工队长，老大和老三，大义灭亲，把老二杀了。电影中，这家人也姓蒋，打那以后，人家都叫我蒋三。于是，我干脆把名字改了，叫：蒋同。
邵哥从不叫我的名字。张口闭口的小三、三子。喝了酒就拍着我肩膀叫小三子什么什么的，反正随他叫，我也不生气。不过俺邵哥也有个外号，但我从不叫他绰号，总是称呼“小邵”。我的孩子们也和他很熟，都喊他“小邵”大爷。
邵清臣（左）与同事出差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邵兄和酒、烟、茶亲密结缘。他有个搪瓷茶缸子，白底红字，共两行，上行：抗美援朝，下行：保家卫国。这个缸子作用太大了，沏茶、称酒、刷牙全用它。有一次，我看他茶缸茶锈太厚，就用砂纸先打磨，后用牙膏搓擦，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干净。他发现后说：“三，你小子够兄弟份儿，中午叫你喝二两。”
中午，他去伙房打了两份菜：菠菜炖豆腐和炒茄子，打回他住的屋，倒上满满一缸子酒与我对酌起来。那时候哪有什么好酒呀，都是在酒厂用塑料桶装上十斤。邵哥一天两顿，每顿三四两。一个星期就空桶了。当然我也帮着喝两三回，铁哥们嘛，小意思。
喝后从不耍酒疯，这是邵哥的好处。恰恰相反，哥们儿在一起，他喝多了爱哭，而且哭得很投入，尽说些在他看来伤心的事儿。等醒过来，你问他哭什么？他不认账，光嘿嘿笑：多攒哭来。
邵哥爱憎分明，用他的话说：那些私孩子，不捣鼓他。这个，他就是装貓变狗的伪君子、假积极分子。
有时我说他，你出身好，又当过兵，好好表现一番好入党。你猜他说啥？“叫我说假话，装三孙子！我才不干呢！（由于他母亲家的成分的原因，他这个入党问题，可能是年以后了才解决。那时他在公安局，而且在火车站收容所上班，轻易见不着他。)
年的一个傍黑天，邵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儿，医院确诊是阑尾炎，要动手术。当时我妻子在手术室上班，可是当时文革派性很大，外科大夫又是造反派。玉英嫂子不放心，让我进手木室盯着。我和医护人员很熟，就让我消了毒进了手术室。大约半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做完了。手术盘里放着切下来的盲肠，烂了一半，还有一半粪便。当晚，我守了一宿。第二天，玉英嫂子请的假陪床。
其唯一、孩子中最小的儿子满月，邵哥请了我们几个铁哥们庆贺，我记得有张兆学（他女婿是原民政局长）、宋家增（原法院秘书，后任公局政委）……那天邵哥没喝多少酒，光咧着嘴笑，我记得我们那桌人有六位，现在活在世上的只剩下我了。
说到张兆学，他特能逗邵哥，但有时二人还联手捉弄别人。年夏天的一天，我们几个人凑到车站分局闲聊。期间，分局长岳希书出去办了点事。这工夫，张对邵说，快晌午了，咱不走了，吃老岳一顿。邵说，等他回来。张说看看他桌子抽屉里有钱么。结果，找出几张一元的，大约就是八、九元。邵装自己衣袋里。岳回来后，张说：岳局长，中午让小邵请客。说着就翻邵的衣袋，邵装着不让翻，左躲右闪，结果翻出来了。岳喜滋滋地去饭店买来几样菜。酒是现成的，我们四个人吃喝一顿。岳还说邵太小气，才拿几块钱，不够意思。
第三天，岳打电话问张，前天喝酒是不是从他桌子里拿的钱？那是收的党费呀！张说：你不是也吃也喝了吗？你还嫌人家小邵小气呢。
后来，岳和张成了两亲家。
三、危难时邵哥救我
文革刚开始，矛头对准了群众而不是当权派、保皇派。这就是以后毛泽东批刘少奇的52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被诬谄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行”纯属上纲上线，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把我的手枪乃至身上一切金属物全没收，让我搬到邵哥的外间屋住（其实里外间只有一个秫秸札的隔壁），让邵哥看守我。
从年7月8日开始，我被隔离了，失去人身自由，去公安局食堂吃饭有人跟着，上厕所有人把守，每晚六点半开始批斗直到十二点。有时白天也斗，大字报贴的满院都是。
批斗会人人义愤填膺，唯独邵哥不发言。主持批斗会的小麻子李某某等人让他发言，邵哥就说，大家都说了，我不重复了。主持人说他立场不对，他无奈之下，不情愿地“批斗”几句：蒋同，情绪不稳定、犯冷热病，起床晚，不爱劳动……，就这样浮皮蹭痒痒地应付了事。
7月28日，专案组给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待运动后期处理。这天上午定的性，中午宣布的。我的精神全垮了……
晚上，我想：我才28岁，这一辈子当反革命何时才是个出路，死了吧，自已不受罪，妻子可以改嫁……
深夜十二点正，我撕开床单，站在桌子上，把撕下来的布条搭在天窗的铁棍上，刚把头套进去，忽地有人抱住我的腿，只听一声：三呀！你这是干么呀……
我被邵哥救下，我抱着他小声痛哭〈不敢大声)。邵哥连劝带骂，把我安稳下来。并再三说，明天千万别声张，免得叫那些私孩子知道了说你畏罪自杀，罪上加罪……
从那以后，他对我寸步不离。
邵清臣（第二排左二）与同事们合影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矛头指向了当权派，对我这个反革命放松了，不再看管。这时，有许多外边的人听说了我的遭遇，来法院劝慰我，其中包括武装部的参谋、干事、科长们。
这年的十二月中旬，邵哥去东北外调，临走前一天，到我的小黑屋劝我说：蒋，你放心，早晚要给你平反，等我出差回来，咱喝一壶。
果不然，一中的几位老师让红卫兵到了法院质问道：你们整没整蒋同的黑材料！限期三天销毁！当时红卫兵很吃香，都不敢惹革命小将。整我的人也心虚，内心知道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当天晚上就开会，当着我的面把黑材料全烧了。但是，没有向我道歉。
几天后，邵兄回来了，听说我平反了，拍着我的肩膀："儍兄弟，你差点儿送了命。这回好了，晚上到我屋喝二两“。
我平反那天，是年1月7日，整整被整了半年，人间地狱，也看到人间世道的冷暖险恶。
有人害我，有人救我。有人厌恶我，有人同情我。
我终生不忘。
四、军管时期
年1月27日，禹城县革委会成立。我被调到县革委保卫部作内勤，住进了公安局北院（很隐蔽，怕造反派冲击）。邵兄仍留在法院帮着审判员们办案。为安全原因我不能离开机关，偶尔会在食堂相遇。年春节前两个月，公检法被军管了。我又调到预审看守组工作，到看守所院里办公。邵哥仍干民事工作，天天出发，晚上回家。我们白天也很少见面。这期间，偶尔见面也是几位铁哥们儿应邀到大纸坊邵兄家喝一场小酒儿。有时相约到火车站东方红旅社相聚。
军管组是年撤走的，公、检、法的人各回各单位。没想到邵兄却走了"后门"留在公安局，仍在车站收容站上班。我回法院仍在刑庭工作，这样，我们联系的就少了。
邵清臣（中）与同事们的合影
五、我离开23年的禹城
年7月1日，我这个“臭老九”终于入了党。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从此，走上了正规。不久后，我亲爱的邵兄也入了党，具体哪一年，我不太清楚。年，我提拔为副院长，有一次在车站集上听见有人喊：蒋同！
凭声音我听出是邵哥的嗓音，急忙凑过去：邵哥，好久不见了，想死你啦！俺邵哥说：你当官了，还认我这个哥呀！我说：我当了省长你也是我哥，走，快下班了，我请客到饭店喝二两，啦哒啦哒。
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
年，我调济南后，新的工作，新的环境，为了闯出一番事业，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忙的不可开交。记得年我写了两封信给邵哥，信中还特意告诉他我办公室的电话和家里电话（那时没手机）。
有一天上午，接到邵哥的电话，他毫不客气地说：你光知道写信，不知回来看看我。
我说：哪有时间呀，你咋不回信？
他说：又写又寄的，忒麻烦。回来！抽空回来，啦啦。我又盖新房子了。
这是我们哥俩儿最后一次通话。再以后，再以后……听说邵哥走了……
邵兄，这一辈子，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同情弱者。待人心直口快，不藏不掖。有时粗粗拉拉，可是心中有分寸，眼里明是非。生活简单明快——烟、酒、茶、朋友。
邵哥走了，他却永远在我的心中。
写这篇文章，聊以纪念老兄，并给兄的后人作一个交待。
邵兄，你在那边还好吗？
作者简历
蒋同，男，汉族，年12月生，山东威海人，自幼与父母生活在青岛，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学系，年9月参加工作，年7月入党，历任山东省禹城县(今禹城市)人民法院助审员，刑事审判庭庭长，法院副院长。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历任预审系主任、公安管理系主任，教授。《公安学概论》主编，《公安主客体通论》主编，《预审案例评析》主编。年3月退休后曾在青岛报刊上发表过数篇文学作品。
编者注：
文中“小邵”的儿子邵相东（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恭阅此文时，几度落泪，对蒋同老先生如此高龄还辛苦笔耕，为父亲写下这段难得的岁月记忆，深为感动，深表感激。并将自己珍藏的父亲的照片提供给我们。以致敬前辈、致敬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