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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朱殿封
别了,热土
年3月1日清早,郭晓峰(原名郭澄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跟随中队从禹城县(现为市)县城出发,恰逢农历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噼啪”作响的鞭炮声从农家院里传出,这是农民“打囤”祈祷新一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同志们开心地说:“我们在黄道吉日出发,南下将一路顺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前不久,禹城县委批准郭晓峰参加南下,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二大队六中队”。六中队人左右,是冀鲁边区各县中队的一支。今天,郭晓峰行走在队伍中不忍回头,他知道街道两旁送行的人群中有娘那双慈祥且淡淡忧虑的眼睛。
娘自打知道郭晓峰参加干部纵队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后,虽然没有硬挡,却心事重重。出发前,他和在房寺区工作、也报名参加南下干部纵队的堂弟郭建中一起回家告别。娘担心地说:“听说长江比黄河还要大,水更深,人家(指国民党)派人把守着,你们能打得过去吗?”
“娘,咱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壮大了,保准打得过去。”
娘又说:“你们走这么远,到底去哪里也没个准地方,叫人牵肠挂肚。”
郭晓峰劝慰道:“娘,这次南下是大部队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跟着走,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没啥危险。再说,我是个干部,你老人家是光荣的干属,党的工作需要,咱不能落后呀。”
娘轻轻地长出一口气:“儿呀,往后离家远了,个人照管好个人吧。”
这时,郭晓峰的堂叔走进门来,愁容满面地对他说:“建中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跑出这么远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咋能行呢?他是你领着参加公事的,最听你的话,求你说说他,别去了。”
郭晓峰见叔拉后腿,心里有些生气,脱口说:“人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咋把儿子往炕头上拽呢?”
话一出口,郭晓峰觉着说得有点重了。谁家的爹娘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呀?他转口和气地说:“叔,我们跑多远都是在咱中国的地盘上。南方刚解放缺干部,建中愿意去,这是有志向呀,你不也盼着他长出息吗?你放心吧,有我在呢。”
说话间,郭建中进屋了,他对父亲说:“爹呀,我可不做家门口的汉子。前两年打鬼子时,那些八路军战士天南海北的都有,有些人牺牲在咱这里,咱应该替他们把家乡建设好。”
叔被兄弟俩说服了。
“宁可向北走一千,也不向南挪一砖。”当地人乡土观念重,且历史上避灾逃难或外出谋事,习惯往北方去,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固化的观念。
郭晓峰回到县委,跟南下组织部部长刘少文说了此事,提议注意做好南下干部家庭的思想工作,预防有人打退堂鼓。刘少文说:“你这个建议很及时。南下同志离家远了,家里的事指望不上他们了,有些家庭日后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需要同志们端正思想,也需要组织妥善解决。”
这是冀鲁边区乃至所有派出南下干部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事情回溯到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高瞻远瞩地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据此,华东局决定抽调1.5万名干部南下,其中渤海区负责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5套军分区、5套专员公署、50套县区委级领导班子,担负党务、民运、政府、财粮、军事等各级各项主要工作。南下的地委、专署班子由各地委抽调组成,县委书记、县长由地委指名调动,区委书记、区长由各县委自行配备。
命令下达,冀鲁边区各县委、区委雷厉风行,召开干部会议,讲形势: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讲任务:南方地区长期受国民党统治,缺乏干部,需要从老区抽调干部接管新区,建立人民政权；讲章法:南下干部自愿报名,区委评议,县委批准,当众公布。
十个指头没有一般齐。干部普遍年轻,有的新婚,留恋刚稳定的生活；有的顾虑听不懂南方话,吃不惯南方饭,过江后打游击人地生疏困难大；有的在土改、整党等运动中挨过批评,受过委屈,思想情绪起伏比较大；有的文化程度低,担心不能适应新区工作；有的家庭负担重,老少无人照顾等等。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撒到哪里就应该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党的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我们是为普天下劳苦大众干革命,就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思想、党性、原则、目标、纪律教育,激起各级干部群情振奋,争相报名。公布南下干部名单时,被批准的同志喜笑颜开,未被批准的同志再次请求,有的同志急哭了……
各县区跟进政策保障:南下干部家庭,其家属一律按军属待遇。对家庭缺乏劳动力、生产困难户,由区、村负责用“固定代耕”“包产量”与“拨工”等方式,使其土地产量不低于一般农民。村里组织副业生产,军属优先参加,增加劳动收入。对生活十分困难的发放补助粮。
思想通,一通百通,政策落实走得放心。
冀鲁边区的乐陵、盐山、东光等7县共多名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临邑、济阳、商河等10县共多名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二大队”,分别于年12月20日和年3月1日起程。
还有无棣、阳信、惠民等县南下干部组成的第四大队……
四千里路云和月
三月上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支队长周贯五、政委刘格平指挥多名南下干部,分两批向南进发(其中周华墀大队长和燕明政委带领第一大队第一批多名已于此前先期到达临城)。连续几天行军,不少人脚上磨出血泡,走路脚步发虚和拐瘸。刘格平望着行进的队伍对周贯五说:“老周呀,出发时我们考虑有些不周,多带几匹牲口就好了。”
周贯五回应说:“是呀,可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啥都准备齐全了呀。”
三支队此时的家底,仅有三匹马和10块钱。
多年战争的残酷环境,锻造了一代有理想有作为的冀鲁边区儿女,他们对生活充满憧憬,对“艰苦”已经习以为常。
接管新区后任诸暨县委组织部干事的一大队一中队干部徐书生清楚地记得,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从齐河县桑梓店车站登上火车。列车条件很差,他们让领导、女同志、年龄偏大的同志坐“闷罐”车厢,其他多数同志坐敞篷车厢,年轻同志坐平板“车厢”。平板上四周无遮拦,不小心会从上面甩下来。他们就用绳子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外圈的同志腰间用绳子揽起来。列车呼啸奔驰,寒风刺骨穿心,他们把被子裹在身上御寒。第二天早晨到达益都县(现为青州市)东边一个小站,下车时许多同志手脚僵麻,不能站立行走。
敌机不断骚扰,出于安全,上级命令夜行军。他们在益都结束集训后,徒步走到枣庄。4月15日,一大队沿着运河进入安徽省界首境内,部分同志染上红眼病,睁不开眼睛,走路高一步、低一步,东摇西摆像醉汉。界首是水网地带,沟岔纵横。那天夜里走了一条非常泥泞的小路,踩下去脚陷入泥里,拔脚两腿泥。不少同志滑倒跌进水田,爬上来浑身成“泥猴”。一中队指导员兼队长徐华章风趣地作了一首打油诗:“大军向前进,半天迈一寸,三步一休息,五步睡一顿。”天亮时走到一个村子,大家疲惫不堪,许多同志倚着树就睡着了。
越往南走,天气越暖和。一大队向着长江连续急行军,同志们轻装,脱,脱,脱,棉大衣不要了,把棉袄棉裤的棉絮也扯出来；留,留,留,两条被子留下一条,随身带的书籍、笔记本留一部分。大家争着为脚泡未愈的同志、生病的同志和女同志背包,或让他们坐在脚踏车上推着走。一大队此时有两匹马,领导们未沾马鞍,都用来帮助这些同志。4月30日接近扬州的那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同志们全身淋透,春寒未尽,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紫。半夜时分进到一个村子的教堂避雨,村民闻讯拿来干草,让他们烤干衣裳。第二天下午3点,一大队渡过长江,冒着敌机空袭沿运河急进。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二大队”由大队长刘季青、政委李代耕带领,那天队伍行至江苏省沭阳县,上级统一给他们发了新军装,大家精神抖擞。沭阳已现江南风情,杨青柳翠,绿水盈盈,稻田片片,水牛哞哞,好风景啊!但是同志们的肚子有点不好受。在这里,主食由米面改吃大米,冀鲁边区走出来的人一时不习惯,一人一天吃二斤多米,还是不顶饿。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说:“这样吃下去,支持不了了,必须节约粮食。”此后每人压缩在2斤以内,肚子受委屈了,不过同志们依然情绪高昂。
行进中,炮兵部队用大卡车拉着榴弹炮从干部纵队身边“隆隆”驶过。同志们异常兴奋地议论着:“这是淮海战役中刚缴获的!”“这汽车和大炮都是美国佬替我们造的,蒋介石运输大队长替我们送来的。”“这炮架起来,直打长江南的蒋家军。”干部纵队热情地和解放军打招呼,和战士们“拉”歌,你唱我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路上洒满歌声。
运河堤上,成千上万的支前民工组成大车队、推车队、挑担队,车拉肩挑着粮食、弹药、被服等物资,像一条条长龙奔腾向前,川流不息。运河中长长的运输船队鼓帆奋进,浩浩荡荡。这是何等的壮观场景啊!身穿灰色军装的当地游击队,也在运河上乘船前行。干部纵队向他们招手致意,高喊:“同志们,加油前进呀!”游击队员高呼:“向大军学习!”他们把干部纵队当成解放军战士了。
长江横亘在眼前,江水的气味儿随风弥漫,敌机不时在头顶上盘旋。领导要求每个同志思想上作好准备,从坏的方面设想:敌机扫射、敌舰炮轰、拦截……要沉住气,不要慌,一面战斗一面迅速抢渡。如果船被炸毁,就抓住木板往南岸泅渡,只进不退。随身带的东西哪些可以扔,哪些不能扔,没有比武器更重要的了,枪支弹药要紧束身上。
其实,是在白天还是夜间渡江问题上,华东局直属支队领导曾有意见分歧。临时纵队政委温阳春担心敌机来了无保障,主张等到夜里渡江。支队长刘少卿主张白天渡江:“白天不过江,就赶不上大部队,而前方又要干部赶紧去,怎么办?”两人各持己见。刘格平表态说:“战争期间危险到处都是有的。地方上不可一日没有政权,新解放区的城乡要有人管,军队的吃住要有人管,地方的散兵游勇要有人清理,土匪特务要剿灭肃清。这一切都急需我们去办理,都是燃眉之急的大事。”温阳春见刘格平也同意白天过江,放弃己见。
这样,三支队共多人都先后上船过江。
三支队南下干部辗转行程多里,历时5个月,先后奔赴浙江、上海、福建等地。
路上党校
“从踏上南下的行程,我们就是一路行军,一路上党校。”南下后担任浙江省衢州地委组织部部长的关器说。
留恋故乡情理所在,克服乡土观念势在必行。三支队一二大队在阳信县何家坊(今惠民县何家坊乡)附近的道门王村集合住了18天,进行短暂学习培训,教育同志们克服恋家思想,巩固南下决心。
支队政委刘格平讲课:“同志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不是为着自己脚下那一亩三分地。革命人以四海为家,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江南地区很快就要解放,那里缺干部,等着我们去接收,去管理。”
“我是江西老表,走过雪山草地,来到冀鲁边区打了7年日本鬼子。这不,又要和同志们一起下江南,千山万水地跑为啥?打鬼子是为救国,打蒋介石是为让人民当家做主人。希望大家都做高飞的鸿鹄,不当屋檐下的家雀。”支队长周贯五现身说法。
渤海区行署主任王卓如表态:“同志们放心地去吧,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家里的事由地方党委政府管,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掌声、口号声、高高扬起的手臂和因心潮澎湃眼里涌动的热泪,表达着南下干部的决心。
年1月8日,三支队赶奔华东局党校——益都县大陈家附近的王岗村,18日开学典礼,在此学习了34天。校长张鼎丞、副校长温阳春和华东局领导饶漱石、陈毅等分别作报告。学习毛主席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同志们边学习边讨论,加深对形势、任务的理解。
一大队六中队干部金仲发认定:“蒋介石给地主资本家撑腰,不得民心,必丢天下。曙光就在前头。”(金仲发年在金华地区狭石区为争取一股土匪势力,深入虎穴,被匪徒残忍杀害。)
“那是自然。你看看咱解放区,土改后老百姓为了保田、保家,千军万马来支前。就连民主士绅、工商界人士,都站到我们共产党这边来了。”队友刘文正深有同感。(刘文正年在余姚县梁弄区剿匪时不幸牺牲。)
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石青和爱人赵晶云(振华县妇救会主任)双双南下,他们将刚满周岁的孩子寄养在城关妇女干部李开明家里。夫妻交流学习体会:“过去我们一直是在农村打游击,现在形势变了,我们正从乡村转到城市,今后城市工作是中心任务了。”石青接任衢县县委书记,赵晶云任县委宣传部部长。
同志们向往着未来:“待建立了新中国,祖国到处莺歌燕舞,农村到处一地好庄稼,城市到处工厂林立,城乡商店商品多到买不完。农民、工人愉快地劳动,孩子们唱着歌儿上学,老人自由自在上公园散步、下棋,那就是我们的新社会喽。”
3月上旬,华东局党校奉命南移到临城(现为枣庄市)沙沟镇。上中旬,全校各部县级以上干部聚集在临城北关天主教堂,听时任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傅秋涛作城市政策报告,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作支前和征粮工作报告,饶漱石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作新区农村工作报告。然后分层传达到全体干部。这次学习,重点解决接管新区城乡的方针政策问题。
“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新区城市管理要依靠工人阶级,乡村管理依靠党员、贫雇农。我们绝不能像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上海时那样搞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捞现洋,五‘子’登科——车子、房子、金子、位子、女子,导致老百姓‘盼中央、迎中央、中央来了又遭殃。’”
“我们要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合法经营。”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和我们一起做好接管工作。旧政府人员凡是不持枪抵抗的人,人民政府量才录用,不加以歧视。”
“我们要记牢两个‘务必’,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不要在‘糖弹’面前打败仗。”
徐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绍兴市政协副主席)说:“我念过6年书,是中队里的‘小知识分子’,在沙沟学习,我第一次听到要防备‘糖衣炮弹’的教诲。”
乐陵五区各救会干事孙秀芳(原籍陵城区)南下时16岁,她说:“当时还有个‘三年三不准’呢。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谈回家的事情,不准接家属南下。”
一路向南,沿途城乡都是刚解放的新区,情况比较复杂,全体南下干部重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照行军“服从命令听指挥、团结友爱互相助、遵守纪律守时间、警惕敌特保卫安全、轻装整齐讲卫生、入境问俗联系群众”六大要求,定出公约。队伍沿途秋毫无犯。
5月3日杭州解放,华东局指示赴浙江的南下干部赶奔杭州,嘱咐:快走,走得越快越好；到杭州接管不要怕右,能团结的人,团结得越多越好；干部安排很难做到完全妥当,号召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讲价钱。
一路党校,南下干部们将学习内容凝结为6个字:形势、政策、纪律。
第二故乡,我来了
江南五月,本该万紫千红。但累累战争创伤裸露着,等待着去治愈。
一队队南下干部开进浙江省的杭州、衢州、温州……开进上海。
三支队一部分干部跟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后来又南下福建)。5月24日那天,不少同志看见陈毅理了发,他摸了摸头说:“我们要漂漂亮亮进上海。”陈老总这句话,是要求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各个方面,都要漂漂亮亮进上海。
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县对南下干部再次提出:“今天讲的是纪律,具体接管事宜。”“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就要走弯路。”
南下干部进入上海,严守《入城十项守则》。上海市民看到“大兵”露宿街头,他们对比国民党宪兵、特务、伪警察,一个是仁义之师,一个是虎狼之师,感慨万千:“国民党的时代结束了!”纷纷走上街头慰问。
荣毅仁看到解放军夜睡马路,回到家里说:“开工,定了!”
毛主席收到接收上海的报告,在上面批了8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郭晓峰被分配到杭州市委当秘书,办公地点是原来国民党银行的别墅,位于西子湖畔。那天他站在二楼阳台上观望,一位杭州地下党的同志介绍说:“南面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别墅,半山坡上的红瓦房是汤恩伯的别墅,西湖周围的好房子多数是官僚和大资本家的。”
郭晓峰放眼西湖的旖旎风光,豪放地说:“美丽的西湖,今天你回到了人民手中。今后你是劳动人民游览休息的地方,我们要把你打扮得更漂亮。”
三支队一大队第六中队(南皮县)指导员林生带领干部队接管余姚县(现为市),他在南北方干部和军管会干部会师大会上动情地说:“从南皮到余姚直线距离两千多里,我们的第一故乡在运河的那一端,第二故乡在运河的这一端,真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啊!我们将同南方同志亲密团结,密切协作,为建设新余姚而奋斗。”此后,林生担任余姚县委书记。
新区机构“按锅配盖”配备整套接管班子。就是把各个接收系统比作是大大小小的锅,准备工作按照锅的大小做锅盖,使其“盖上”恰如其分,避免大锅小盖、小锅大盖、有锅无盖。干部配备主要根据干部原来工作的系统和工作特长,同时发挥专家、知识分子的作用,争取与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合作,共同担负起接管使命。
接管贯彻中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16字方针,由党政干部和驻军先接管国民党地、县党政、警察、法院及其所属税收、邮电、银行等机关,再接管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等。接收、管理、改造分三步走,保证了平稳过渡。
南下干部送给所接管城市一个满意的见面礼。大至上海,小到县乡,各个城市做到了秩序正常,人心稳定,交通顺畅,灯火通明,水电未停,工厂基本复工,商店大多数开门。在刚刚解放数天数月、前方战火纷飞、硝烟未散的岁月,做到上述七条,真是了不起。
大潮起处,总会伴有沉渣泛起。杭州各地一些不法奸商兴风作浪,他们在西药、五金、煤油、烟叶、布匹等紧缺物资上动歪脑筋,买空卖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对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杭州市及各县分别成立由南下干部负责的供销合作(总)社,加强采购、扩大供应、实行配给。银行、税务、公安、交通等部门密切配合,给投机商以沉重打击,刹住了涨价风。
三支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大部分干部接管嵊县(现为嵊州市),领队宋宏(曾任浙江省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担任嵊县县委书记,带领县委连打三个硬仗。
征粮。解放军前方作战急需粮草,新县委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废除高利贷,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县政府发布《征借粮草办法》,成立粮秣处和嵊县军用粮物筹议委员会,培养交粮模范村典型带动。是年共征收农业税万斤,以茶叶、棉花、白术等代粮折抵折合25.68万斤,如期按量完成任务。
剿匪。解放初,全县有大小土匪41股、多人,全县43个乡镇中,匪占区有16个整乡和5个半个乡。土匪武器装备精良,活动十分猖獗。县里实施军事清剿、政治瓦解、组织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一年多时间基本肃清匪患,缴获各种武器多支(挺)。
抗灾。年10月和年9月,全县两次暴雨成灾,沿江堤防几乎全被冲毁,受淹农田12.35万亩。县委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修复水毁工程,抗灾度荒,发放救济谷、米,供应平价大米,发放茶叶、蚕种贷款,发展农副业生产,恢复了生产。
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季殿凯,毅然与南皮县78名(包括他)干部南下,先任余姚县逍林区区委副书记,后来担任瑞安县委书记。年春天,他到隆山公社蹲点调查,写出《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调查报告。毛主席于5月9日作出长篇批示:“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冀鲁边区南下干部在新区革命和建设中英勇奋斗,不怕困难,兢兢业业,有些同志甚至英勇牺牲。锦绣江南、共和国的旗帜上留下了他们的风采。
